宏观经济的不景气反映在民间借贷案件的曲线变化上。
本报从浙江省高院新近获悉，今年上半年，浙江全省法院已经受理了民间借贷纠纷案件58037件，涉案标的额283.9亿元，案件数量达到2007年以来的同期最高点。
浙江省高院在7月10日发布的《浙江法院民间借贷审判报告》提到了相关信息。该单位通过调研发现，2011年，全省法院受理的民间借贷案件数量约占全国的15％。民间借贷案件几乎占据了浙江商事案件的半壁江山，无论是案件数量还是案件总标的额，都远高于传统的买卖、加工承揽合同纠纷案件。
据温州银监分局3天前公布的数据显示， 6月末，该市银行业不良贷款余额为181.4亿元，较年初翻了一倍多。
不景气的连锁反应
案件数量与宏观经济大环境的变化紧密相关。
在金融危机爆发的2008年，案件数量上升最为明显，较2007年增幅高达60.56％；案件标的额较2007年迅猛增长了216％。
2011年，受第三季度温州等地部分企业债务危机影响，民间借贷案件的收案量重新上扬，全省法院全年收案93067件，较2010年增长了6.7％。
今年上半年，伴随宏观经济环境的变化，民间借贷案再度大幅上升。全省法院共受理民间借贷纠纷案件58037件，涉案标的额283.9亿元，同比分别上升26.98％和129.61％。温州、舟山以及湖州地区上升最为明显，增幅分别达96.42％、87.37％和57.61％。
浙江民间借贷纠纷案创5年新高
“民间借贷是浙江的传统。原本它有着高回报率，循环也非常畅通。现在经济增速减缓，资金活跃度下降，很多经济活动不能维持，问题就充分暴露出来。”浙江工商大学浙商研究院副院长杨轶清说。
“去年是小额借贷纠纷，这是灰色地带。今年的互保纠纷处于合法领域，主要体现了银行系统的缺陷。”杨说。
除了还在争议中的“吴英案”，最近导致浙江新一波催贷危机的互保纠纷，都跟民间借贷脱不了关系。
今年1月，中江控股董事长俞中江无力偿还30亿元高利贷，主动向政府汇报资不抵债的情况，6月14日，他被杭州警方以涉嫌非法吸收公共存款罪刑拘。他旗下数十家实体企业和相关资产、债权、债务正被依法核查，涉及金额初步统计达数十亿元之巨。
另一个导火索则是，注册地在东阳的天煜建设下属江苏分公司经理因涉嫌非法集资于2011年12月被法院立案，牵连天煜建设全部账户和房产陆续被法院冻结查封。
这两家企业的被查封，牵涉了十数家银行、数百家企业，最终导致了这次浙江银行的集中催贷。
温州银监分局刚刚公布的数据显示，截至6月末，温州市银行业本外币不良贷款余额181.4亿元，比年初增加94.47亿元；不良贷款率2.69％。这意味着，6月末，该市银行业不良贷款余额较年初翻了一倍多。
民间借贷数重风险
浙江省高院通过调研，坦陈浙江 “两多两难”现状，即“民间资本多，投资难；中小企业多，融资难”。
《浙江法院民间借贷审判报告》提到，浙江民营企业多以自有资金和民间借贷资金起步，据有关部门对温州市瓯海区105家中小微企业抽样调查，在企业初始资金来源中，有90家企业通过民间借贷筹措资本，占85.71％，其中有32家初始创业资金完全通过民间借贷获得，占30.5％。
“涉企型民间借贷在数量上已远超过个人消费型借贷。”报告判断。
这背后，是中小微企业融资渠道狭窄的无奈。报告通过全省调研指出，国有商业银行的贷款，给民营企业的大概不到10％。
由于融资困难，民间借贷市场的利率不断走高。根据中国人民银行温州市中心支行公布，2012年4月温州民间借贷综合利率平均水平为21.58％。浙江省一些民间融资活跃的地区，月利率普遍在2分、3分以上，有的甚至达5分以上。
但其中的风险显而易见，“一旦经济形势变化，就容易造成企业经营困难，偿债能力降低，而民间借贷融资成本高又加剧了债务清偿风险。”报告称。
浙商研究会副会长徐王婴分析称，在出口依赖明显的浙江，宏观经济不景气造成的影响非常大，目前轻纺业、造船业的困境就是例子。
同时，投机型的借贷资金也造成了风险，“浙江人喜欢搞投资，大量资金流向房地产和矿产。而目前，市场状况和很多宏调政策都使得这些投资难以为继，资金链有可能因此断裂。”徐称。
另一重风险来自监管的乏力。
浙江省高院判断，职业放贷人群体的出现以及担保公司、典当行、投资公司等市场主体的加入，民间借贷活动实际上大多成为经营性借贷。
“但由于长期游离在监管边缘，多数民间借贷呈现无序乱象，如借贷形式不规范、担保不完备、借款用于非正常用途、高息借贷、违法借贷，甚至与刑事犯罪交织在一起”。
阳光化的艰难进程
吴英案后，浙江一直试图将民间借贷阳光化。
今年全国“两会”期间，浙江省高院院长齐奇以全国人大代表的身份，向大会提交建议，呼吁让民间借贷浮出水面，推动民间借贷阳光化、法制化。
齐奇称，按照现行法律规定，企业之间直接借贷无效。为规避法律，企业资金往往以个人名义进入民间借贷，这样风险就比较大，法院审理也很困难。
但如果法律统统作无效处理，对经济也会产生不利影响，“浙江民营企业如果连民间借贷的这一点供血都没有了，就可能大批死掉。”齐表示。
这一点，主政者也很清楚。去年，在温州等一些地区企业主“跑路潮”背景下，浙江省委书记赵洪祝曾以水为喻，提出处理民间借贷问题应以疏导为主，趋利避害。
2012年3月28日，国务院批复设立浙江省温州市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，在中央确定的温州市金融综合改革的十二项主要任务中，“规范发展民间融资”居十二条之首。
“温州十二条”公布的第二天，温州民间借贷登记服务中心在温州市鹿城区正式开业。借贷登记中心由温州开元集团牵头，鹿城区22家优质民企作为发起股东，注册资金为500万元。
不过在运行几月后，上述借贷服务中心的表现仍难言佳绩。温州有知情人士直言，即使有抵押，“现在也很难从别人那借到钱”。
另一方面，一些模糊的政策认定仍未解决。比如在民间借贷和非法集资的认定上，还存争议。
“狭义上的非法集资类刑事案件有两类：一是集资诈骗罪，二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。”浙江省律师协会刑事业务委员会委员、浙江金道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魏勇强律师称。
魏介绍，集资诈骗罪与普通民间借贷行为尚能基本区分，主要看行为人是否以非法占有为目的；筹得款项是否完全按照借贷合同约定的用途使用。
但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与普通民间借贷，在实践中的认定还有两方面争议：首先，法律法规明确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需针对不特定对象，而亲友、单位等特定群体内部的借贷一般被认定为普通民间借贷，但借贷的对象为次一级关系（如亲友的亲友）是否仍应认定为特定对象在实践中存在争议。
其次，非货币拆借（如以股权、期权、权证等）是否可认定为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，也未达成一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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